中國作為社會制度獨特和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糧食安全歷來是國家安全策略的重中之重。對于四十歲以上年齡的人來說，一提起糧食安全，就會回憶起揮之不去的童年時期忍饑挨餓的記憶。
面對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國的各行業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響。農業的生產，涉農企業的運營，農產品的庫存和供應，以及未來糧食和食品的供需關系等情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因此，我們有必要討論一下糧食安全的問題，特別是從影響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否可控和可控的程度，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來探討。
常態下的糧食安全。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在種子、化肥、農藥、農機等一系列科學技術取得了一系列的進步，并且在生產中獲得了廣泛的應用。基于這些科技的貢獻，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先后解決了困擾自有人類以來的溫飽問題，首次進入了“供大于求”的階段。我國在本世紀之交前后也較好解決了這一問題，“憑票購買”和“定量供應”也隨之成為歷史。世界上少數還未能夠解決溫飽問題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由于長期戰亂、種族沖突特別嚴重和文化極端落后的地區。這就是說，人類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合作，完全可以解決自身的溫飽即糧食安全的問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進入到基因技術、納米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加速度時代，人類的認知能力和技術實踐能力已經比我們的前輩有了維度上的跨越式提升，農業的分子技術和數字技術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實用階段。因此，農業科技的發展，糧食生產總量和生產效率提升的速度，大于人口自然增長和消費能力升級的速度。因此，如果我們能夠保持足夠的理性，糧食的生產和供應的安全前景是不需要有任何擔憂的。
但是，由于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人們對于政治、經濟、文化和發展理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執念，從而形成了國家、地區、行業和族群之間不同層次和形式的不和諧和沖突。我們必須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并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形做出預判，準備相應的措施。
非常態的糧食安全是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在自然因素，人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影響下，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自然環境的變化。農業，尤其是糧食等大田露天農作物受自然環境的變化影響很大。自然環境的變化主要包括天氣和由地球獲得的太陽輻射熱能、厄爾尼諾、拉尼娜(即反厄爾尼諾現象)等地理、大氣、海洋因子引起的氣候變化。在人類對天氣、氣候等自然環境變化認識的過程中，不斷深入和發展，已經掌握了許多自然環境的變化趨勢，清楚了對農業生產影響較大的災害性天氣、氣候形成的因子、機制和前期的征兆，積累了許多應對經驗。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現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完全有能力逐步揭示其變化的基本規律，應對自然環境變化的挑戰。盡管自然環境變化會帶來生產性的損失，甚至在一定地區和時期內也不會太小，但是在另外一些地區也會帶來益處。比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以氣溫升高為顯著特征的氣候變化使得我國的農業種植帶北移，擴大了北方地區的農作物的適種面積；我國西部地區降雨增加，對西部地區的開發和農業生產都帶來了諸多好處等。短時期的天氣變化和病蟲害的影響目前監測、預測水平都較高，災害性天氣和影響嚴重的農作物病蟲害都有比較成熟的預防、防治方案和措施，且其影響的時間不長、空間不大，對全局的影響還是有限的。
總之，自然環境變化影響雖然大，要么是周期性的和可逆的，要么是局部發生的。從整體上看，隨著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應對能力的增加，其帶來的糧食作物的影響和損失是相對可控的。只要世界各國充分重視，加強溝通和協作，積極應對，不會對人類的糧食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
第二，人為因素的環境破壞。隨著世界各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原始自然生態下的農耕文明越來越被淘汰，伴隨著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認知的局限、急功近利和利益集團的作用，人為的因素對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其中包括：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水土流失，耕地退化和沙漠化，地下水過度開采，重金屬殘留，土壤板結等等。這種破壞的程度有輕有重，有些是局部性的，有些則是非常大的范圍和生態性的。更為嚴峻的是，人為所造成的破壞一旦形成，就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這會對人類的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整體的生存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雖然世界各國先后對這類問題開始重視起來，并且也陸續制定了相應的環境保護政策和獎懲機制，但是由于世界各國和各地區認知水平、發展階段和集團的利益不同，環境保護的措施和實踐還遠遠不能到位，環境的破壞和惡化仍然在加劇。
總之，環境的破壞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其危害也基本上是永續性的和不可逆的。因此，人類應該有足夠的警醒和敬畏之心，尊重客觀規律，消除利益集團的干擾，以科學和負責任的態度，保護好我們自身和我們后代賴以生存的環境。
第三，由沖突引發的供應鏈斷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步發展，世界各國和各個國家內已經形成了在資源稟賦和競爭優勢上互補的產業分工和供應鏈體系，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的新格局。特別是南半球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土地廣袤，資源豐富，與消費人群集中的北半球季節剛好相反，形成了時間和空間互補的優勢。但是，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由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觀念和制度不同，逐漸形成了彼此不同的利益集團。在長期的交往中，就產生合作、摩擦甚至沖突。在摩擦升級為沖突的過程中，會導致部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斷，造成彼此間業已形成的依存關系的阻斷，甚至破裂。其后果不僅僅是短期的農產品供應的巨大波動，而且會對長期的產業布局和優化造成不利影響。更有甚者，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爆發戰爭、核污染、甚至核冬天等，對人類將造成毀滅性的災難。
因此，全球和跨地區的合作的宗旨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求同存異，共同發展。這就需要不同國家的最高領導者，特別是大國的領導人，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務實的外交策略，能夠在錯綜復雜和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中，營造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化不利為有利，最終為本國以至世界各國，獲得最有利的發展機遇，同時帶動本地區的發展。這對于全球各國的糧食安全都是極為重要的。
第四，制度、結構和機制不完善產生的抑制作用。縱觀世界各國，農業政策都是治國政策的重要方面。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和基礎設施相對落后，都需要大力發展農業以努力實現糧食生產的“自給自足”，少受它國的影響和控制；而在發達國家，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要遠遠超過第一產業的農業，因而它們就會通過各種制度性和政策性安排補貼農業，其各種補貼的額度甚至會超過農民收入的一半以上。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發展的過程中走過一些彎路。改革開放后中國各行各業的發展都非常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相比于其它的行業，農業的整體發展是大大滯后了。這里的原因很復雜，有優先次序的問題，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有制度性制約的問題，也有資源不匹配、政策不到位的問題等等。從實際的結果來看，農業在生產、儲藏、加工、供應等全產業鏈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制約。農業生產不賺錢，務農沒有出路，農民社會地位低等問題，造成了農業在資本、技術和人才等方面嚴重的逆淘汰。中央政府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業發展的措施，但是，這些政策和措施宏觀指導意義大于落地可操作性，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效益，臨時性的補貼大于機制的建立和制度性的改革。更有些政策大起大落，朝令夕改，缺乏聯系性和一慣性等等。
總之，制度、結構和機制的不完善對農業產業的長遠發展會產生極大的制約作用，不利于產業的良性發展。這種制度性的改革和結構性的調整是一個痛苦和漫長的過程。但是，中國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自身的糧食安全問題，這一步必須邁出。任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都是伴隨著改革而實現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影響糧食安全的四個主要變量因素中，除了“自然環境的變化”（主要是氣候）不能掌控在我們手中，而“環境破壞”，“產業鏈斷裂”和“社會制度性和結構性制約”都是我們人類自己的選擇。而即便是不能掌控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一項，人類也是有較為有效的緩解或解決方案的。所以歸根結底，糧食安全的密碼是掌握在人類自己的手中。
當前新冠肺炎的暴發雖然兇猛，但是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相對較小。農業的生產是分散性和開放性的，生產的過程并沒有聚集性的風險，而且越是現代化的農業對于勞動力的依賴越少。因此大力發展現代化農業，減少對于自然氣候條件和勞動力的依賴，是實現糧食安全的重要舉措。同時，世界上的儲備耕地還有大幾十億畝，我國的撂荒的耕地也有不少。這些都是未來擴大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源。
新中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引進、吸收和消化基礎上，建立了中國自身較完整的農業產業體系。雖然我國農業的生產效率還有待提高，但是在單產和總產量上居于世界中等以上的水平，能夠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我國目前糧食的進口主要集中在大豆和個別高附加值的小品類上，其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和生產效率和效益的問題，并不完全是生產能力的問題。
前些年由于務農的經濟效益不好，涉農企業的生產投入，技術創新和設備更新改造的力度都嚴重不足，因而涉農產業發展落后于其它產業。隨著從政府到民間的充分重視，資源配置和政策傾斜，以及制度和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我國的農業產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會迅速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非常珍惜自有人類以來，經過數萬年的進化和發展才剛剛獲得的吃飽飯的“特權”。僅僅從這一點講，我們就比我們的祖先要幸運得多。但是這種“特權”同時又是很脆弱的，任何重大的人為的錯誤和災難都會使之元氣大傷，甚至會毀于一旦。這種災難往往是永久性的、難以恢復和難以逆轉的。因此，和諧的自然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都是很脆弱和需要特別珍惜的。維持不易，恢復更難，它們經受不起任何的任性和揮霍。
民以食安，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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